近日，《2023年度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運營報告》發(fā)布，數據顯示全國55家國家考古遺址公園2023年接待游客總量超6700萬人次，同比增長135%。毫無疑問，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文旅熱度不斷攀升，已成為文旅新熱點。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何時出現的？我國為何選擇以這一形式保護文物？“遺址+公園”又為何能頻頻火出圈？
展示之路，走了數百年
今天，人們參觀考古遺址顯得十分便利，買張門票就能進入游覽。但事實上，考古遺址能夠作為公共產品走到大眾面前，也經歷了數百年的時間。
考古遺址的展示與現代考古學相伴相生，在現代考古學誕生之前，考古遺址并未得到相應的重視。
現代考古學的前身是歐洲的“古物學”。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古物收藏之風盛行。這一風氣由羅馬教宗和意大利貴族帶起，后蔓延至整個西歐。古物成了貴族階層的時尚單品，“古物學”也由此興盛。
于是，出于獵奇和尋寶的目的，西方探險家開始有計劃地對古代遺址進行探尋和發(fā)掘，收集古物進行販賣。這一時期，考古活動多是以牟利為主，文物盜掘現象十分猖獗，對遺址地的破壞也相當嚴重。
例如1822年，在以商博良為代表的古文字學家破譯了羅塞塔石碑上的埃及象形文字后，埃及吸引了相當多的冒險家和投機者。埃及文物被偷盜、掠奪的情況不勝枚舉，在這一過程中，許多金字塔和陵墓都遭到了破壞。
此時，不斷涌現的新文物讓鑒別古物的工作難度倍增。因為古物學一般只通過文字、歷史記載和口述材料進行判斷，一旦沒有古籍文本印證，鑒別工作就很難展開。于是乎，通過科學的方法判斷物件的年代成為新的需求。
隨著丹麥學者克里斯蒂安·湯姆森從工具和技術發(fā)展的順序入手，用石、銅和鐵這個框架確立斷代學的三個連續(xù)發(fā)展的階段，主張運用科學方法的現代考古學誕生了。
也是在這一時期，考古學家們開始意識到遺址地的重要性?？脊胚z址不僅對于鑒定文物的年代、用途等具有重大意義，還能源源不斷地吸引游客，帶來維持考古研究所需的經費支持，具備相當高的研究和觀賞價值。
在考古學家的倡議及國家和大眾的支持下，考古工作開始對考古發(fā)掘后的遺址現場進行整理，以供人們參觀，并由此開啟了考古遺址的展示之路。例如1864年，考古學家朱塞佩·菲奧勒利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市的龐貝遺址中通過在火山灰空腔中注入石膏以展示人體遺骸。這就是早期考古遺址展示中一個巧妙的做法。
中國探索，全球關注
在中國，以公園的形式展示、保護遺址文物最早可追溯到民國時期。
早在20世紀30年代，西安就曾在城市建設計劃中明確提出要保護漢唐文化遺址，具體方案包括保存古跡、栽種樹木、對文物加以整理等，以增加游覽興趣，凝聚民族力量。這可視為我國考古遺址公園理念的雛形。
新中國成立后，上述的規(guī)劃理念被延續(xù)了下來。20世紀50年代，西安建設洛陽王城公園和興慶宮公園，這二者都較早地將遺址保護與利用相結合，是以公園的形式保護大遺址的早期探索。
“遺址公園”概念在國內被首次明確提出也是在西安。當時，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遺址保護與城市發(fā)展之間的矛盾凸顯。于是，西安在1980年的城市規(guī)劃中提出“結合文物遺址開辟大面積遺址公園和風景區(qū)”。
同一年，以宋慶齡為代表的社會知名人士、專家學者等發(fā)出了“保護整修利用圓明園遺址倡議書”。隨后，《北京日報》刊發(fā)了“建議迅速建設圓明園遺址公園”的提議。1985年，圓明園遺址公園正式開放，成為我國最早的由政府力量主導，通過統(tǒng)籌規(guī)劃，以文物保護為核心、以科研成果為基礎建成的“遺址公園”。
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這一概念的提出則要到20世紀90年代。
彼時，隨著我國文物事業(yè)穩(wěn)步發(fā)展，對外交流不斷加深，文物保護理念更加開放和多元，我國文物保護形成了多層次保護體系，進入“國際、國內、專項(世界遺產、大遺址、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城名鎮(zhèn)名村、傳統(tǒng)村落、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qū)等)”的時代。
此后，集安高句麗、安陽殷墟、無錫鴻山、成都金沙、陜西漢陽陵等一批具有示范意義的考古遺址公園紛紛落成。
2010年，國家文物局啟動首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評定工作，同年10月，首批12項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和23項立項名單公布。自此，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與公眾見面。
有趣的是，就在五年后，考古遺址公園第一次國際會議召開，這是國際首次系統(tǒng)討論考古遺址公園的概念，并對“考古遺址公園”進行定義。可以說，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實踐中的創(chuàng)造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與認可。
新時期，融合加速
近年來，許多考古遺址公園成了熱門打卡地。以今年的五一假期為例，良渚古城、三星堆、殷墟等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游客接待量均達到預約上限。人們不禁要問，它們究竟為何擁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有專家指出，如今我國考古已經進入遺址保護、利用相互作用、協(xié)調發(fā)展的新時期，各方面要素的綜合發(fā)力推動了“遺址熱”。
一方面，考古界越來越重視考古研究與公眾的溝通，文物考古逐步走出“象牙塔”。一大批考古類紀錄片、綜藝節(jié)目的推出激發(fā)了公眾對文物考古的熱情。
另一方面，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提升自身修養(yǎng)與內涵的需求也不斷上升，國家遺址公園中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人們對內在精神價值的追求。
這從一組數據中也能看到。2023年，55家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組織舉辦或參與社會活動3667項，同比增長280%。研學、展覽、專題講座和論壇等活動明顯增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教育功能日益突出，考古主題活動成為主流。
除此之外，各考古遺址公園也在積極推進文旅深度融合，通過文創(chuàng)與科技讓文化遺產走進民眾的日常生活。
例如，在三星堆文創(chuàng)產品中，系列盲盒最受追捧，幾乎成為來三星堆博物館的年輕游客人手必備的文創(chuàng)產品。以三星堆文化為主題的動畫片《三星堆榮耀覺醒》《金色面具》也相繼推出，在短視頻平臺獲得廣泛關注。
在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游客則能獲得“沉浸感”：在體驗點進行考古發(fā)掘；在先民聚居區(qū)“加工”制作玉鳥、玉璧、漆器；通過名為“5G+AR(增強現實)魔鏡”的設備穿戴上良渚國王或王后的服飾及玉飾。
不過，在未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文物保護規(guī)劃設計研究所所長張治強認為，考古遺址公園既然是公園，就要具備公園的特征，即道路、交通、游戲等，然而目前國內考古遺址公園只有少數能夠滿足這些特征，大多數還在發(fā)展階段，需要進一步完善。
解放日報記者 肖雅文
